d、皮革、女子这些物资，除贵金属硬通货之外，绢布也不如烈酒好使。
可以说贞观朝自三年全国大灾之后，哪怕明明对“粮食危机”心有余悸，可捏着鼻子勒紧裤腰带，也还是放开了酿酒管制。虽说还是朝廷掌控“酒曲”，但各州县的酒类市场是极大丰富的，属于朝廷在盐铁糖绢煤之外的又一大财源。
即便只是照二十万边军，每人每年消耗十斤酒来计算，一年光边军消耗，就要两百万斤。
贞观十五年以来，长安好酒一斤要一贯，便宜的则是一斤二三十文，全国均价普遍维持在一斤一百文左右。
于是不难看出，如果朝廷能够放开了让边军消耗，保底十斤酒一年，这就是二十万贯进账。
毫无疑问账不是这么算的，只是这种趋势相当明显，有现实的供需存在，天然的市场放在那里，只是因为社会普遍道德价值观的制约，导致朝廷并不可能就肆无忌惮亲自下场破坏“传统”。
长溪县蔗农、渔民的一个小发现，它解决了相当多的问题。
饶是曹老夫子跟老张说，“甜蔗酒”古已有之，然而前面几百年都没人推广，可见里面也是有相当多的困难。
比如说甘蔗要占用水资源，要占用土地资源，等等等等，只是恰好在贞观朝，因为某条工科狗的乱入，不说彻底解决了问题，但肯定是降低了难度。
老张给李董的奏章，没有虚头巴脑的玩意，作为“千古一帝”，而且已经走到了加强版“千古一帝”道路上的李董，他瞬间脑补出十好几种炮制河北河南剩下那些“风流”老哥的方法。
十九年贞观朝，哪怕是三年大灾出生的孩童，此时也十九岁了。饶是科举这么艰难的培育方式，也该培育出一批可以跟世家豪门怼上一怼的“国家公务员”。若非某条土狗加速了这种方式，即便按照正常发展，再有个两三代人，国朝在知识分子和职业官僚上，就可以彻底跟中原豪门说拜拜。
而现在老张爽快地给了简便方法，李董自然是笑纳了。
“宾王，江汉观察使上奏，言新酒高产，不占农粮，你怎么看”
随手将张德的奏章甩给马周，马宾王精神一震，自己的“老上级”冷不丁居然弄了这么大一个新闻出来
看了看奏章中的内容，马周点点头，然后道：“二月祭祀比干，御驾未曾返转中国，不若再写祭文，昭示天下”
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，但君臣默契就在这里，李皇帝陷入了思索，半晌道：“要起诏么”
“合该如此，至于祭文，可交由弘文阁学士。”
“嗯。”
李董点点头，朝廷祭祀殷朝比干，这是有深刻道理的。意识形态上来讲，忠臣这种东西，不管国家兴亡，当然是多多益善，因为这是现任君王的个人需求。
一个个都去学陈胜吴广，这不是闹么
作为皇帝，巴不得满朝文武不是比干就是介子推，死也得尽忠，这才是完美呐。
君为臣纲，理应如此嘛。
至于某条江南土狗这光景突然要来“尽忠”，是不是真心的，李董也不在意，反正他对重臣的荣宠，也从来不是真心的，他巴不得魏徵去死，可不照样要跟魏徵喝两杯么
不几日，贞观十九年四月初四，皇帝下诏祭祀比干，追封比干为太师，谥号“忠烈”。
总之，从贞观十九年四月初四开始，每年的四月初四，就是“比干日”。
收到消息的老张心说到了这一天是不是得表演个“剖心挖肺”什么的，然后跑城门口看看没有卖空心菜的狐狸精
皇帝给事情定的基调就是“忠臣”，那末，谁将来要是在“甘蔗酒”上搞事闹反对，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大大的不忠啊。
既然都不忠了，那李董逮住人扒了猛干，就怨不得当初没有说过对不对
勿谓言之不预也。
实际上此时的山东豪门，也没反应过来，好些个已经跑去洛阳上班的世家子弟，还觉得这江汉观察使脑子秀逗了，怎么突然就开始拍皇帝马屁，弄了个“贡酒”出来
是的，大部分人以为老张这边搞出来的酒，特么就是为了入贡。
他们哪里想到中央和地方要联手玩混合双打
李董先发了个诏书，说比干如何如何忠臣，朕真特么感动的不行，那殷商的故事，实在是催人尿下某条土狗摇身一变，理论上就是个“忠臣”。然后李董又接着来了一个诏书，说是要在辽东和朝鲜道劳军，猪啊羊啊，送到哪里去
一般来说，也不会有人觉得这有什么，劳军么，皇帝心血来潮想怎么慰劳都可以。
只是皇帝显然不按常理出牌，上来就跟牛进达说了，老牛啊，朕给你一批酒，敞开了喝，你有没有问题
牛秀当时就敬了个礼：报告首长没有问题保证完成任务
第九十六章 内海
一条甘蔗可以有几种用法，这是好事，但想要让人进一步投入甘蔗种植，这就需要用到组织力相当高的团体。
贞观十九年的大唐朝廷，的的确确做到了“威加海内”，但“千古一帝”真正皇权下乡的地方，也依然只是长安和洛阳两个京畿地区。恰好这个地方更适合种粮食，而不是种经济作物。
又或者说，种经济作物的回报率，并不比种粮食高多少。
至于江南诸州县，不拘江东、江西，当年为了“维护地区和平”而进行的“怀柔”政策，后遗症显然就暴露了出来。
江西还好，因为“地上魔都”的特殊性，地方世家被暴力洗牌一次，新兴的“乡贤”“诗书传家”想要重新建立，起码也要五六十年的时间。而这个过程中，老张会不会拎着屠刀把曾经的小伙伴再杀一遍，也是不能预料的事情。
反而江东甚至是岭南，这种山高皇帝远的地方，李董倒是颇有机会通过“权威”来影响。
哪怕老张的“授业”恩师陆德明，本质上，还是吃贞观皇帝俸禄的世家族长。他和张德，只可“同富贵”，不可“共患难”。
贞观皇帝“权威”的具体表现，就是通过朝廷大政，更迭官吏升迁的考绩标准。
从以前的“劝课农桑”，李皇帝下令，往后升官发财的唯一指标，就是gd不是，就是种多少甘蔗。考绩标准的改换，自然而然地让那些不在京畿范围的州县，点头哈腰地折腾一下。
而李董又是个讲究实利的老板，为了防备风险，他霸道的同时，又相当的冷静，一如既往地会在某个地方搞试点。这时候试点的摘选，就要看当地巨头的眼力如何。
如冯氏、冼氏，是打定主意跟着李唐皇室走，才能稳稳地盘亘广州开枝散叶，那么，当中央提出这么一个要求的时候，自然是忙不迭地拥护。
这和某条土狗跟李董一起玩混合双打不同，冯氏、冼氏，颇有“为王前驱”的意味，只要甘蔗再度扩产，“甘蔗酒”行销暴涨，皇帝自然不会吝啬分一杯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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