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这饭桌上敲定了。谢克力为社团贡献了一个颇有些洋气的名字，叫作“蓝调咖啡学术沙龙”。至于为什么是蓝调而不是绿调、黄调，谢克力没有解释，这种名字本来就是灵机一动想出来的，一解释反而就显得刻意了。
丁士宽和祁瑞仓对于社团的名字没有太多的意见，他们都憋着一股劲，想要马上拿出一些扎实的成果，来战胜对方。他们向冯啸辰表示，自己还能够再拉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过来，无论是扮演红军一方，还是扮演蓝军一方，总之，大家都是会认真去做的。
冯啸辰对于有更多的人参加这个项目，是举双手赞成的。不过，他表示暂时还不能公开地给其他班的同学发劳务费，只能以蓝调咖啡沙龙的名义，偶尔请大家吃顿饭，或者给大家报销一点书报费之类的。他这样做的原因，在于不想把重装办请人搞研究的事情闹得过于沸沸扬扬，否则是很容易招来一些非议的。
事实上，即便是没有劳务费，在社科院的研究生中间成立一个学术团体也是很容易的。研究生们大多有一些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，或者说是一种自负也好。关于中国经济应当如何发展的问题，是时下最引人关注的问题，研究生们平常在宿舍里“卧谈”也常常是以此为话题。有人愿意出面组织一个学术社团来研究这个问题，大家当然愿意参加。再如果参加这个社团能够捞到一些打牙祭的机会，那就更好了。
几个人说干就干，从小饭馆回到研究所，丁士宽和祁瑞仓就挨个宿舍地串门游说去了。转完一圈之后，两个人又跑到楼下的值班室，抄起电话开始联系其他一些研究所里的同学。他们两个分别担任红方和蓝方的负责人，各自组织本方的队伍。研究生们有些是支持国际大协作理论的，有些则是持怀疑态度的，大家便纷纷按照自己的倾向，加入其中一方。
两天不到的时间，蓝调咖啡已经拥有了30多名核心成员，还有更多的一些同学表示愿意参与其中的一些活动。让冯啸辰觉得欣慰的是，丁士宽的红方人数并不少，甚至比蓝方还多出几个。时下正是国际大协作理论最盛行的时候，研究生中间有这么多质疑这一理论的人，这是非常难得的，或者这就是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吧。
大量的资料被从阅览室里翻出来，有许多是英文甚至日文、德文、法文的文献，也有人耐心地将其翻译过来，作为支撑自己观点的证据。研究生们最初是从经济角度出发，随后就扩展到了政治学、社会学、历史学、军事学等等领域。大家的视野越开阔，就越觉得有无穷的问题值得探讨，一开始是三三两两凑在一起讨论，后来就是十个八个地扎堆在一起，吵得不亦乐乎。
谢克力的远见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了。他把这个学术团体叫作学术沙龙，原本只是想沾点洋气，结果，冯啸辰索性便把沙龙给做成了实体。他在每周六的晚上把苗大妈的那个小饭馆包下来，自掏腰包采购一批咖啡、糕点、面包、火腿肉之类的东西，摆在饭馆里供大家享用，真的办起一个沙龙来了。学生们在这里有吃有喝，同时交流自己在过去一周内的研究心得，互相辩论，往往要折腾到凌晨一两点钟才散。许多年后，这些早已功成名就的研究生们偶尔聊起当年北小街的咖啡沙龙，总是带着深深的留恋。
冯啸辰在经济学上的造诣远不及丁士宽、祁瑞仓这些科班出身的同学，他只是把题目提出来，但并不试图由自己去解决。他相信，同学之间的这种交流，一定能够产生出一些真知灼见，他只要站在后世的高度去审视这些观点就可以了。
在学术沙龙办得风风火火的时候，冯啸辰也没能闲着。远在青东省的二叔冯飞再次来到了京城，这一次，他是专门找冯啸辰帮忙来的。
“找我帮忙”冯啸辰在自己住的小四合院里接待了冯飞，诧异地问道，“二叔，你们那么大的一个军工企业，有科工委给你们撑腰，还有什么事情需要让我这个学生去帮忙的”
“啸辰啊，我这也算是病急乱投医了。现在我们厂动员所有有关系的职工都去找自己的关系，给厂子谋一条出路。我想了一下，觉得你这几年挺能折腾的，说不定有什么办法帮我们厂子解决一点困难呢。唉，说起来也真是丢人，我这个当叔叔的，没能给侄子帮什么忙，反而还要让你这个侄子费心了。”
冯飞一脸惭愧之色地对冯啸辰说道。
冯啸辰道：“二叔，瞧你说的，自家的侄子，还说什么费心不费心的。你们厂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，需要所有的职工去找关系你跟我说说看吧。”
第四百二十四章 东翔机械厂的危机
“业务不足，厂里发不出工资了。”
冯飞用叹息般的口吻向冯啸辰说道。
原来，冯飞所在的东翔机械厂是一家三线军工企业，与当下许多三线企业一样，都面临着军工订货大幅度减少，企业经营难以为继的窘境。
中国从50年代开始，就执行了一条先重后轻、先军后民的工业化发展道路。所谓先重后轻，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，轻视轻工业的发展；而所谓先军后民，就是把更多的资源优先用于军用工业，民用工业经常是要为军工让路的。
在50年代至70年代，这样一种战略选择当然是有其道理的。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建立起来的，作为一个大国，又必须拥有独立自主的重工业体系和军事工业体系，以免像后世我们的南亚邻国那样，作为一个12亿人口的“最大民主国家”，连子弹都要从国外进口。
然而，先重后轻、先军后民的道路，带来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。轻工业不但具有满足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职能，还是积累资金的重要部门。忽略轻工业的发展，使得中国的工业积累不得不长期依赖于对农业的“剪刀差”，而农业能够提供的支持毕竟是有限的，最终重工业的发展也就越来越难以为继了。
先军后民的影响就更大了，军事工业是纯粹的消费型工业，难以创造出利润。国家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军事工业，建立起了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强大军事基础，但与之对应的民用工业未能发展起来，造成了一种畸型的产业结构。
中国当年的战略模式，很大程度是从苏联学习而来。而作为老师的苏联，就因为长期忽略轻工业和民用工业，导致百姓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心存怨懑，并最终带来了苏联的解体。
中国的改革开放，除了经济体制上的变革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，就是工业战略的调整。70年代末，国家毅然放弃了“十个鞍钢十个大庆”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思路，下马了一大批重工业企业，扶持轻工业的发展，为百姓提供了丰富的生活必需品，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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